在1998年3月11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上，读到《周恩来与鲁迅》一文，其中说到：“周恩来一直很敬重鲁迅，在南开大学读书时，他曾邀请鲁迅到天津来演说，鲁迅也答应了。南开大学为之而轰动。可是，约定的1919年11月8日，鲁迅忽然有事，不能如约前来，深表抱歉，并请了他二弟周作人来代替演讲。为此事，周恩来到晚年还深深地感到遗憾。”这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在别的地方也曾见过类似的说法，因而更感到有澄清史实的必要。
事实上，天津觉悟社本来就是邀请周作人去演讲的。如果真是先请鲁迅的话，那《鲁迅日记》中必然有所反映。查鲁迅日记，这件事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。1919年11月1日至14日，鲁迅几乎没有一天去教育部上班，不是在家“无事”，就是到八道湾去监视房子的装修。当时鲁迅周作人都还住在绍兴会馆，周作人已将妻子羽太信子接到北京，住在会馆附近，急于住进不久前刚购置的八道湾住房中去。11月8日，鲁迅也去八道湾，并且“下午付木工泉五十”，不像“忽然有事”的样子。而在《周作人日记》中，这件事的全过程记得十分详细。1919年9月20日，记有“与志希约定十月廿五日往天津讲演”。估计觉悟社从未与周作人有过联系，因而托人先与接洽讲演的事。志希先生是周作人家的常客，可说是找到了门路，周作人就爽快地答应了，并大致确定了日期。9月25日记有“得觉悟社函”。周作人既答应了，觉悟社就正式寄来了邀请函。10月21日记有：“下午得天津学术讲演会快信。”这封快信寄往北京大学，周作人是去北大时收到的。估计是天津方面要求改变原约定的日期。10月30日记有：“得天津李锡锦君廿八日函，即托校寄快信。”这信仍寄往北大，估计是要求定在11月8日讲演，并指定李锡锦为联系人。周作人接信后，即托学校复信表示同意所定日期。11月2日记有：“作天津演稿《新村的精神》，未了。”11月6日记有：“作演稿，未了。”11月7日记有：“作演稿，下午了。”一篇四五千字的讲演稿，周作人竟写了五六天，那是因为正好他的孩子患病，不是这个“发热”，就是那个“呕吐”，他每天从北大讲课回来，还得照料孩子们求医吃药，但讲稿终于在去天津前夕写好了，说明周作人对这件事是认真对待的。11月8日记有：“上午同重君至东站乘火车，午至天津，寓芝?馆。下午在各书店得《三重吉集》等五册。往东马路青年会。四时至三戒里李宅闲谈。晚回会饭。七时至新学书院讲稿，题为《新村的精神》。九时返旅馆。十一时睡。”这就是那天周作人讲演的经过。“重君”是羽太重久，周作人妻子的兄弟，陪同往天津走了一趟。第二天，他们上街买了点玩具，九时许就乘火车回北京。周作人是名教授，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，他到天津，竟无人接站，自己找到住处后，又主动去李锡锦家闲谈，事后又自行乘火车返京，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，现在简直难以想象。
天津觉悟社的同志们何以要请周作人去讲演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想请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的理论和实践。当时日本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，企望不是通过武力革命而是通过和平改革实现社会主义。他们在日向（地名）选了一块地方，称为新村的试验地，有二十余人，实行共同劳动、平等分配的所谓“人的生活”。他们希望不断扩大范围，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乃至全社会。周作人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出发，非常赞成日本新村的主张，多次撰文宣传“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”。1919年7月7日，他终于到了日向的新村，实地考察新村的生活。他在那里住了十天，与新村的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他真正感受到了“同类之爱”。离开日向后，他在东京就写了《访日本新村记》，回国后他又接连写了《游日本杂感》等文，在报刊上发表。一时间，日本新村成了知识界热门话题。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，乃至胡适，都在不同程度上，表示接受或不反对新村主义的思想。就在这时掀起的工读互助运动，也和新村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。而周作人也就在这热点中，成了对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有发言权的人，也是宣传最力的人。1920年2月，周作人在《新青年》等报刊上宣布成立“新村北京支部”，地址就在八道湾宅内。天津觉悟社不是文学社团，而是革命青年的团体，他们正在探求救国救民之路，探索中国应往何处去。这就促使他们了解新村，这也就是他们邀请周作人演讲的目的。
在天津觉悟社邀请周作人讲演后五个月，1920年4月7日，毛泽东去八道湾访问周作人，估计也是为了解新村情况，虽然这时“新村热”已开始降温。
人们常说“历史老人”喜欢与人们开玩笑，这里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。按照今天人们的意愿，毛泽东去访问的应该是鲁迅，周恩来邓颖超的觉悟社邀请演讲的也应该是鲁迅，两位共和国伟大的开国元勋，怎么会都和鲁迅未曾谋面，却都见了周作人。……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！
必须说明的是，周恩来晚年确曾说过：当初邀请的是鲁迅，因鲁迅有事，才由周作人代替。周恩来这样说，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：一是事隔久远，难免记误；二是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年头，如要照事实直说，那得先说清楚：新村是怎么回事？新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？周作人这种人竟也是中国往何处去的“探路者”？他探来探去后来何以竟成了汉奸？是否企图美化周作人？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把事情说成原是请乃兄，乃兄有事，就由乃弟代替，这合乎常情，也就比较顺利地解释过去了。
